徐恩佐在材料里交代，他希望他們事后在愷自爾路的德義茶室向他匯報。下午8點鐘，這六人離開了公園。

雖然他們各自分散去藏匿自己的武器，但是五個投彈手以及第三組的王之谷，在一個小時后都聚集到了蒲柏路17號的寓所，這六個刺殺分子決定在愛多亞路的中南飯店租一間房間，心態看來還確實不錯，因為他們在那里玩了一整夜的麻將牌。

凌晨4點半，他們收拾好麻將牌，出發前赴各自的武器藏匿地以及任務指派的目的地李春輝與趙良步行至濟寧路上的公共租界邊界處;陳開光乘黃包車至四川路;王之谷則租了一輛自行車，至北京路外灘的水上飯店，如此等等……

炸彈按時爆炸。正6點，李春輝向濟寧路上的一個日本崗哨扔岀了手榴彈，并與趙良一起逃離現場。稍隔片刻，王之谷向水上飯店的過道中擲岀手榴彈，然后騎自行車脫逃。

當他與仁記路上的陳開光相遇時，這位少年驚惶失措了，向一條小弄堂里擲出了手榴彈。當他跑向四川路時，身后傳來了爆炸聲。這四個人都逃脫了。陳開光換乘了兩輛黃包車和一輛電車，回到了蒲柏路上的寓所，收拾起自己和王之谷的衣物。在貝勒路上，他遇到了李春輝，二人便一起步行至愷自爾路上的一所公寓，并在那里租了一間房。

王之谷于中途加入進來。在屋內李春輝告訴他們道，他曾看見姜海東的黃包車在公館馬路上被法國警察攔住，遭到搜査，并被拘捕。

這幾個筋疲力盡的人為姜海東的命運沉思了好一會，然后慶幸自己換了個新住處。然后，他們便睡覺了，幾個人一直睡到中午。

在解除宵禁和實施白天安全措施的那段時間內，行動隊共擲岀了　　　　18顆手榴彈，2名日本工廠職員被殺，2個中國人死亡，以及8個以上的中國人受傷。

據徐恩佐的交代，他們后來聽說，美國總領事羅赫德向國務郷報告道，有必要使用“實際上所有軍事的和警察的防護措施，在出動包括俄國聯隊武裝的情況下，防止騷亂。

而根據三個人的材料來看，那個他不怎么留意，一向沉默寡言，實際年齡最小的姜海東，居然是曾經在上海，乃至全國以及全世界都掀起了很大波動的一個人物。

1938年7月7日，乃是“一段時期以來，上海最緊張的日子之一”，好幾個日本平民被射殺于美國租界內，而那里的海軍巡邏兵已經加倍。日本軍事當局要求允許派遣其自己的軍隊支持美國人，但是美軍司令普賴斯上校拒絕接納他們。他表示自己將提供一切可能，保護日本居民。

租界內嚴密的巡邏直至通宵達旦。在24小時內，工部局警方逮捕了近一千名嫌疑犯，法租界的巡捕房則逮捕了數百人。后者所逮捕的入中包括姜海東，屬于第二組的一位19歲的中學生，他在公館馬路上被發現手中握著手榴彈，。

審問中，姜海東“承認是漢口派往上海的暗殺系統中的一員，擁有必要的裝備。旨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制造暗殺事件”。

由于該團伙所犯之罪行發生在公共租界內，故江海生于1938年7月10日從法租界被引渡給工部局警務處的偵緝股。

蒲素看到這里決定等會回去問問老任，這種案子應該當初由他的部門接手。他是中央巡捕房政治部的人，這種案件無疑有別于普通刑事，最后需要引渡的，肯定會先經過老任那邊。

被引渡到公共租界的姜海東，他的供狀證實了公共租界內一般的看法，即“恐怖活動是由漢口的國民黨政權鼓動的。”

材料寫到這里，下面有幾行政工干部審訊后整理的標注。顯然，這個事件作為政工干部，他們是了解的。而且還有一些舊的剪報用糨糊刷了貼在上面。

標注中寫道結果，工部局總董樊克令要求美國和英國大使提請中國政府注意這一事件，與租界當局合作，以防止日后的恐怖活動。7月11　　　　日，漢口的英國大使正要赴約會見常凱申時，收到了來自上海的這樣一封信件。稍后大使向常凱申宣讀了它。而堂堂作為元首的常凱申則向大使保證，“他與這些罪行并無任何聯系……”

另外還承諾，“他將使用其所有的影響力，以防止這類事件的發生。”

7月7日炸彈和殺戮事件之后，分別隸屬于日本總領館、支那新聞社、日本憲兵隊以及日本軍方的情報部門的首腦們，在日本人俱樂部舉行了一次會議，通過了七條決定

第一，總領館設定一個期限，要外國租界當局拘捕恐怖分子。

第二，要求租界當局允許設立日本特務組織，允許中事特務行使職權，以利于對抗日分子的調査。

第三，日本當局可以行使自由警察權，包括調查和逮捕。

第四，要求兩個租界的警察當局鎮壓中國的抗日組織。

第五，上海中國的情報人員當加倍努力。

第七，對于抗日組織的成員處以死罪。

類似的決定，再加上要求工部局警務處增加滬西、華界警署的通知，由特務隊成員通過，該組織主要由滬西夕土地區的內外棉株式會社的日本職工中的退休人員組成。

工部局警務處為響應這一決定，采取了三條措施。首先是組織一支行動隊，調查恐怖活動。7月7日事件后的第二天，即星期五早晨，這一新組織開始在老閘巡捕房活動

新組織的目標是鏟除公共租界內的恐怖活動，或者，至少向著這一方向努力。一些優秀的偵探被調離巡捕房，來到這一新部門工作。

第二條措施是，工部局警務處試圖限制中國恐怖分子將法租界當作避難所。要求法國警察應該抑制恐怖活動，但是法租界也有一套理論回應，這類案件歸法租界內的中國分院、第二特區地方法院和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所管。

而這些法官由漢口的國民政府任命，并傾向于將這些政治活動視作愛國行為，而非恐怖活動，對其相當寬容和放任。至少，據工部局的喉舌之說是如此。不得不說，法國人在這件事上的態度遠遠強于英國人，起碼對中國當時的處境非常同情。哪怕美國人，也對英方的態度非常不滿。

因此，工部局警務處希望法國人不要讓恐怖分子在中國法庭受審，而是引渡給日本人。將恐怖分子引渡給日本人，乃是工部局警務處的第三條對策。

1938年七月，工部局聲稱，“在公共租界對武裝力量犯罪的任何人，都可能被引渡給所涉及的武裝力量”。7月19日，這一規定修改成:“公共租界內，未經租界當局允許而攜帶武器或爆炸物，或者與恐怖活動有關的任何人，都將被逐出租界。”

美國領事反對這一措施，理由是如果這樣，在得不到公開審判的情況下，被告將會受到日本人的虐待，各種不人道的事情將會發生。

然而，這一規定仍然公布了。

英方用禁止恐怖分子利用公共租界作為活動基地的辦法，來撫慰日本人。租界上的嚴厲地指出工部局顯然是出自急于安撫好戰的日本軍隊的動機，才采取了史無前例的行動，專斷地任命憲兵充當最髙法院院長。

同時，將擁有武器這樣一種不重的罪變成了可以處死的罪行。

第二天，7月20日，偵緝股的偵探們將年輕的姜海東帶到外白渡橋，把他交給了日本憲兵。

這一消息泄露出來后，立即導致輿論嘩然。中外各界紛紛指責，通過這一不成熟的步驟，外國的“城市之父”們，實際上已答應與侵略軍合作，以搜捕中國的愛國者以及反抗對其祖國進行蹂蹣的組織……

幾乎是百分之百的人，不贊成不經公開審判，就將囚徒引渡給日本劊子手。工部局將中國青年引渡給日本軍隊的行為，恐怕是1927年國民革命以來，最能激發布爾什維克情感的事件了。

社論嚴厲地抨擊上海工部局道“即使在非常時期，將罪犯司法權交給日本人也是不合法的。”然而，盡管1938年7月28日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遞交了一份正式抗議書，認為引渡姜海東一事違背了上海臨時法院協定。但是，工部局警務處繼續將恐怖分子嫌疑犯帶過外白渡橋，送入日本界內的憲兵手中。

輿論雖然宣傳的沸沸揚揚，只是姜海東被逮捕一事，并未對7月7日炸彈事件之后重組的徐恩佐他們的暗殺活動產生明顯的影響。

當時，17歲的陳開光將其弟弟陳開元引薦給了這一組織。趙良把哥倆安置在白爾路276號他自己的寓所內。當團伙中具有特務隊背景的經驗老到的成員忙于在7月21日暗殺范耆生時，這兩個廣東青年正準備襲擊鄭月波，這個63歲的中國老人，在數年前變成了日本的臣民。

7月16日，趙光義告訴徐恩佐，鄭月波乃是一個漢奸，并提供了有關鄭月波行蹤的情報。然后，周守剛給了陳開光一份對于暗殺對象的書面描述以及偵查指令。

三晝夜之后，陳開光奉命赴公園向徐恩佐匯報。他們在8點鐘左右會面于公園的西南角。徐恩佐告訴陳開光他們兄弟倆，已被“挑選”出來暗殺鄭月波，并將從亞美鐘表店帶來的兩顆手榴彈交給了他。陳開光帶著手榴彈回到了白爾路的寓所。

此后的兩個早晨，陳開光和陳開元在極向非爾路與地豐路的汽車站附近等候，但是對象并未出現。7月22日上午9時10分，鄭月波來到街上，走向汽車站。

陳開光等候在那里，其弟弟則站在街道的另一側。當鄭月波經過陳開光身旁時這位17歲的青年掏出了手槍，然后向鄭月波的背部開了兩槍。

鄭月波蹣跚著走向一堵墻，欲作掩護，但是在到達之前跌倒在地上。正在此時，騎馬的警察埃德加探長來到現場，沿著大街追逐陳開光，并互相交火，陳開光的手槍卡殼，他便把槍扔了。

警察旋即跳下馬，逮住廠他，其弟弟則避過了警察的注意，溜掉了。警察很驚異于陳開光的年輕，，還說岀了其他組員的名字和地址。

于是，一幫偵探立即開始了搜捕。先從白爾路276號著手。在陳開光被捕一小時后，王之谷的情人顧阿珍被抓，趙良與周守剛隨后也被捕。

傍晚，警方得知了徐恩佐的名字和地址。晚上11點，徐恩佐被捕，當時他正在等候其信使。

11時半，亞美鐘表店遭到搜查，剩余的武器都被査獲。總而言之，迄于半夜，共有十名嫌疑犯被拘押。搜捕一直進行到翌日早晨，期間，毫不知情的王之谷與朱仲虎進入了已被警方監視控制的孫亞星房間，在屋內被活捉。

在鄭月波被殺24小時后，有24名暗殺隊員被作為嫌疑人遭到拘押。其中，承認是鄭月波事件共犯的有10人，按照最近工部局與日本當局達成的協議，都將被移送給日本憲兵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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