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武器也非常具體地被用作為控制社會的手段。例如，在1938年9　　　　月至1939年10月18日之間，共有數起槍擊日人案。為了報復，日本憲兵封鎖了可疑地區的小弄堂，“將它們嚴密封鎖，在某些地段持續很長時間，以至據說導致數人餓死''。

大米的短缺和物價的上漲，削弱了人們的勇氣，激起了嘩然輿論。

1939年8月23日，大米的價格從每擔15元漲到45元。一如慣例，奸商被指責為應對此漲價負責。傍晚，“流氓們”第二次試圖搶劫小沙渡路上的米店，一幫人眾打破了華德路上一家藥店的門、窗，據說那里貯藏著糧食。

翌日，滬西有五家以上的米店遭到石塊的攻擊和搶劫。雖然政府試圖規范食品分配制度，但是至11月，大部分米店的門口排起了購糧的長隊，以至必須由警察來維持秩序，以避免騷亂。

排隊者主要是婦女和兒童，因為他們有時間等候。1939年12月15日，工部局警務處與一支華人球隊在法租界的逸園舉行了一場足球賽。在一次犯規之后，一個中國隊員被罰離場。

而其同伴則隨著他一起離場，致使2萬名中國觀眾涌進場內，拔起了球門的樁柱，并向前來阻止騷亂的警察扔擲石塊、磚頭。

警方派來了增援，消防隊向人群噴射水龍，旨在把騷亂者逼到街上去。約有30多人受傷。假如米價繼續上漲，則這次騷亂便是隨后更糟狀況的一個預兆。

因此，汪未經偽政府與兩個租界當局都將他們能購進的米，以相當的折扣分配或者出售給居民，以在與日本及偽政府之政治關系日趨緊張的時刻，捂住動亂的蓋子。

上海灘有一個主要的緊張因素是長期性的即對于公共租界與法租界，越界筑路地區的警權問題。

在15年內，中國警方與租界警方始終為了這些道路，及其沿街建筑的控制權而爭斗不止。中、日開戰之后，曾于1931年前得以部分解決的這一爭執又重新開始，1938年和1939年整個期間隨著滬西歹土的犯罪情況日益嚴重，這一爭論趨于強化。

1939年1月22日，上海警察局滬西分局的一份布告貼在了滬西全部偽警察所與分所的門口。

布告云往日，滬西越界筑路地區之居民，均向租界警方報告涉及和平與秩序的諸案，是為錯誤做法。蓋因工部局警務處僅對街道而非道路之間地段擁有警權，而此屬中國控制區域。日后，滬西居民當向滬西警察分局而非工部局警務處報案。

這一布告由滬西警察分局局長王德林簽署。

當時，1939年1月，偽警察局滬西分局并無力量給滬西帶來法治和秩序，尤其是在鴉片館和賭場的數量與日俱增以后，更是如此。

但是，警察局長盧英也在不斷地擴大西區的警力規模從1月份的64名巡捕增加到2　　　　月初的230名，約有半數之人在巡邏時攜帶手槍或步槍。

華籍巡捕也得到毛內憲兵分隊的支持。日本憲兵隊為中國警察配備了　　　　8挺機槍，但是在需要時才供應弾藥。

隨著警力的增強，中國警察在工部局警務處面前越來越有自信，他們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指令，“在滬西越界筑路地區的警權問題上，要對租界當局持強硬態度。”

滬西分局并將巡邏者減少到六組裝備良好的巡捕每槍發給五顆子彈，而非原先的一顆。這意味著持槍的巡捕減少了，從而降低了兵變的風險。

同時，也滿足了增加彈藥的要求。滬西的武裝歹徒不斷增多，以及賭場、煙館周圍都需要裝備精良的巡警。至1939年4月，上海偽政府的正規警察增加到5　　　　155人，比2月份幾乎上升了　　　　6％°。

4月10日，日軍特務部也設立了一支武裝警察部隊，由　　　　400名投降的中國游擊隊員組成，全都配備武器。當時的報酬是每月10元，并答應此后為每月20元。

武裝警察的總部設在西區的黃家花園，由曾在吳陪孚麾下擔任旅長的韓鈞指揮。而日軍特務部的顧問，是個名叫西村的上校。

其情報室或偵緝隊以顧祝華與胡安邦為首。后者此前曾是從事毒品買賣的青幫黨徒。日本人最終計劃為武裝警察招募15　　　　000名準軍事警察，每人配備一支步槍和50發子彈。

與游擊隊搏斗的200名偽警官可獲每月30　　　　元的報酬。他們駐扎在總部，其余的人則平均地分布在滬西與浦東的各分局。

那里的抗日游擊隊在三月份被日本正規軍驅逐了岀去。1939年5月，曾在工部局警務處擔任副巡官的一名官員，出任武裝警察參謀長。武裝警察被授予合法權限，負責浦東包括抗日分子在內的罪案。

這些被匆忙招募進來的偽警察所表現出的小流氓特征，可從下述事例中略窺端倪。1939年5月21日，隸屬于武警總部的四名便衣偵探走進了康腦脫路上的一家賭場。坐下之后，每個“警察”都掏出一把手槍，放在桌上。在場的其他正規巡捕誤將他們當作武裝強徒，便召集增援。當一大幫警察來到賭場之后，方始發現這些惡棍乃是武裝警察正式聘用的便衣巡捕。

對于工部局警務處而言，這些新的偽警察無異于強盜，故而歹土的局勢幾乎失控。彈道研究報告表明，查獲手槍或發現子彈的武裝罪案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使用了從歹土值勤的華籍與印籍巡捕那里搶來的“熱武器”。

1939年1月4日，八名歹徒與工部局警官在滬西進行了一場槍戰。當天晚上，十二名從美國總會回家的英國人與美國人，在哥倫比亞路與大西路警察分所門前右側遭到武裝暴徒的搶劫，而偽警察并未努力干涉。

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內，長期居住的西方居民認為，在滬西歹土盛極一時的“犯罪狂歡“，完全是因為罪犯們得到了偽維新政府的正規警察和極司非爾路76號秘密警察的庇護，歹徒通常都能逃到那里尋求保護。

“76號”……不僅是當地政治黑社會的中心，并且還是殺人犯、竊賊、暴徒、劫匪以及租界警方緝捕的其他種種逃犯的避風港。

“76號”內還扣留了等待贖金的華人，以及其他經過其門前卻從此渺無音訊的華人。

“76號”的特工總部有八個或者更多的骨干組。分布在歹土周圍的越界筑路地區的各警察分所——極司非爾路、星加坡路、憶定盤路、康腦脫路和白利南路等等。每個分所有五名佩手槍警員。

其中的四個人每人指導一個擁有20名成員的、為期三個月的訓練班，這些學員最終便組成暗殺隊，渚如駐扎在白利南路37弄119號的青年團。而青年團還只是親日的復興會、黃道會的外圍組織。

鑒于地下分子與“76號”特工拙劣的親日活動之間的明顯聯系，當1939　　　　年1月13日英國阿什莫爾少校率領軍隊強行關閉了大西路與哥倫比亞路上的偽警察分所時，公共租界的西方居民全都熱情地拍手叫好。

英國人驅逐了一幫中國便衣警察，并用鐵絲網堵死了大門。

經過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后，上海在1939年2月經歷了“嚴重的恐怖狂潮“的沖擊，外國作者認為，這些恐怖活動由重慶方面的國民黨軍事特工所操縱。2月1日，偽警察局偵緝隊分隊長耿壽寶被國民黨秘密特工所暗殺。

在此之后，便是一系列襲擊偽警察所，以及對親日通敵分子的五花八門的暗殺活動。

其中包括2月5日對偽社會局局長朱錦濤的暗殺；2月6　　　　口對前明星記者1937年12月以來出任由日本控制的報刊審査局顧問錢華的暗殺;2月7日對江浙箔類捐稅局局長、南京財政部顧問周紀棠的暗殺;2月10日對教育處處長何舒雙與山東髙等法院院長張昭祺的暗殺;2　　　　月16日對南市地方法院院長屠鎮鵠與偽水警局警長高鴻藻的暗殺。。

這些行刺行動于2月19日達到頂峰，那天維新政府外交部部長陳箓被明目張膽地謀殺了，并有兩個日本人及其女伴——兩個日本舞女一起遭到襲擊。

各大報館將陳箓暗殺案描繪成“上海自1937年以來，基于愛國原因而發生的最重要的暗殺事件。”

陳箓死時61歲，他曾就學于福州馬江船政學堂，獲得過巴黎大學的法學學位，出任過清朝的翰林院編修，并曽被北洋軍閥政府委任為墨西哥公使和法國公使。

國民黨奪取政權后，陳箓成為外交部談判委員會副主席。日本人入侵后，他留在了上海，并同意出任梁鴻志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長。他的兒子陳友濤則是偽外交部總務司司長。

暗殺陳箓是由軍統上海局局長王木天策動的，為的是給戴利留下深刻印象。王木天手下的行動組組長趙光義已在上海執行過無數次次大暗殺，是日本憲兵隊通緝名單上的主要人物。

1938年秋初，趙光義在徐恩佐這個半業余小隊之外，開始另外組織兩個特工隊。其中包括軍統局特訓學校的畢業生平福昌和譚寶義。

平福昌，24歲，老家在阜寧，岀生于上海閘北。他曾就學于南市的小學，后則就讀于育青中學。18歲時退學，在其父開設在南市的眼鏡店里工作。他肯定感覺到，為其63歲的老父磨鏡片是件十分枯燥無味的事。

他與只比自己大一歲的19歲的年輕后媽，一起生活在如此閉塞的環境里，這使之于1935年決定參加戴利的軍統組織。

平福昌表面上只是漢口湖北警察隊的一名探員，但實際上則隸屬于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中央統計局的第二處，負責監視和調査在永興花園影院工作的演員們的行動和思想

。

1937年6月，平福昌被電影院派往上海。在中日爆發戰事的一個月內，平福昌加入了一個便衣特務組織，成為由朱學范率領的蘇浙行動團中的一名班長。

在日本人奪得上海的華界之后，他依然躲在法租界內從事地下工作，直到奉命向湖南的軍統局臨澧待訓班報到為止。該特訓班分為二個處軍事處、行動處和情報處。平福昌畢業于軍事處，卻被派往行動組。

并于1938年9月奉命回到上海向他稱之為“尤何清”的一位業務主管報到。但是此人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趙光義“。

雙十節剛過，平福昌便與其他三個軍統特工蔣甦、施政、林子仁，經由香港抵達上海。一個叫王魯照的軍統特工旋即與這第一組接頭，聲稱自己代表“軍事委員會上海分會主席”王木天。后來，平福昌向審訊他的日本反間諜人員揭露了很多情況

“我們的頭頭是王魯趙，但是毛萬里則領導著全上海的組織，暗殺行動的行動組組長是趙光義……我不知道組織的首領們是否與重慶政府或上海的游擊隊有聯系。

那個毛萬里是戴利最信任的副手和親戚毛人鋒的堂弟。而毛萬里的助手王魯趙則是軍統局試圖在3月21日于河內暗殺汪精衛的行動隊隊長。在此行動中，雖未殺成汪未經，卻殺死了他的親信秘岳曾仲鳴。

據平福昌說，王魯趙告訴他們三人道，一旦那幾個已被列人暗殺對象名單的人在上海出現，他們便將奉命實施暗殺;王魯趙并發給每人每月48元薪金。

在此同時，平福昌與施政從一間廉價客房遷至法租界內的另一客房，以逃避監視。當然，他們仍與王魯趙保持著頻繁的接觸”

幾近四個月以后，第二組抵達上海，其中包括23歲的譚寶義。他的經驗略遜于平福昌，是松江一農民的兒子，其哥哥是上海的糧食零售商，而其堂兄則是一家南貨店的店員。

譚寶義在松江讀過小學和中學，畢業于南市的上海中華商業學校。中日戰爭爆發前，譚寶義一直是衡陽漢冶平鋼鐵公司的勘察員。

當時，他與軍統簽了約，并于1938年7月在臨澧特訓班接受了訓練。當為期半年的教程進行了二個月之后，他被軍統局轉移至長沙，并奉命前赴上海，指導那里的抗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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