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部局內部的中國成員那時急切地向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傳達其看法繼續進行“恐怖”活動，將會嚴重危害租界內華人的利益。

在此同時，大使寇爾爵士指示英國駐重慶使館的一等秘書寫信給常凱申，敦促中國政府停止派遣恐怖分子進人上海。

常凱申收到以后很快就口頭答復道“他將向有關人員電傳，并且嚴格命令！”

美國代辦佩克，也打電話給外交部長，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但是他得到的答復如果說是更為真誠的話，其實是更為模棱兩可。

外交部長聲稱，被害者乃是“偽''官員。這次暗殺可能是那些出于愛國動機的群眾所為，或者是為了報復日本人在中國的暴行。他說道，日本人自己曾經鼓動謀殺政治對手。因此不排除他們殺死自己黨徒，從而使工部局蒙羞的可能性。

部長要求佩克轉告美國國務院中國政府“并不贊成政治暗殺，而他也會將美國的要求轉達給“有關當局”，但是，他特別要求佩克向他上級通報“問題的復雜性”。

后來在3月1日星期三的事件中，各方可以部分地理解那種“復雜性”，或者至少能理解“試圖控制那些由上海有錢階級，以及遁世享樂主義所激起的民粹分子是極其困難的。”

那天，自稱為“血魂除奸團”的一個組織，同時在四個中國舞場外投擲炸彈東方飯店、仙樂舞宮、先施樂園、大東舞廳。幸運的是，只有一人受傷，但是“恐怖分子”留下了“警告舞友”的傳單

“舞友們你們有人跳狐步，有人跳華爾茲，卻為何不上前線去殺敵？你們有人狂飲白蘭地、威士忌，卻為何不給軍隊捐點錢，以便購買更多軍火去殺敵。”

“舞友們當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者的腐氣時，為何還把金錢花在化妝品上？清除這種腐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你們的熱血獻給整個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那么我們在今宵的薄禮炸彈，將為你們增添歡娛。”

最后一句是“舞友們假如你們喜歡這禮物，我們舞廳見!”

為此，工部局警務處加強了巡邏和搜捕。尤其是在偽政權轄區內，白利南路一道籬笆旁發現了三個被砍下的腦袋，以及浦東偽稅務局局長朱澄庭險遭暗殺之后，更是如此。

然而，這些措施未能阻止由國民黨上海分部，于1939　　　　年3月23日組織的“上海人民動員會“。

以“在滬開展廣泛的群眾運動，在不違法令和規章的前提下，進行軍事、政治和一切抗日救亡工作”的該協會，在宣言中聲稱

“我們宣誓，從此將與敵寇不共戴天，展示吾族各階級力量。不僅在郊區迫使頑敵龜縮，還吾國土！還要在租界內顯示炎黃子孫英勇不屈的精神……我們之中的有些人可以從事偵察和秘密工作，有些人則可采取暗殺漢奸的行動。”

與此同時，工部局為了回應日本的要求。發了一份由總董樊克令簽署的撫慰性照會。日期為1939年2月25日的這份照會，包括四點一，工部局警務處將遵循1938年7月發布的緊急法，繼續對反日恐怖活動嚴加防范。

二，工部局歡迎日本警察機關與之合作對付恐怖活動。

三，岀人租界的華人將繼續受到更為嚴格的搜査。

四，工部局警務處中的日籍空缺，將盡快地由合適人選填補。

東京海軍部首席發言人、海軍少將金澤說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擔任工部局的警務處處長，是解決上海恐怖活動的“最佳方法”。

與此同時，日本領事館正在準備一份答復樊克令2月25日照會的正式文書。總領事三浦感謝工部局警務處的戒備狀態，宣稱，日本將這份照會視作是工部局贊成未來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機關的意圖是今后的“親善”做準備。

他們確實進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動明顯減少，這得歸功于，公共租界與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們檢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并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發生了一次小規模的恐怖事件。當時，日本總領事三浦在鎮壓中文岀版物進行抗日宣傳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務處的幫助。然而，這種平靜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偽警察局秘書主任席時泰，在離開位于公共租界內勞合路的家時，于上午9時　　　　15分被暗殺。

席時泰，被剌時49歲，曾在日本學醫，此后回到上海，成為工部局的注冊醫生，開設時泰診所。國民黨軍隊撤出上海之后，席醫生便成為上海警察局長盧英的秘書主任和衛生處處長，以及日本軍事出版課的特別成員。

作為“與日本當局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時泰成為受命于受到重慶政府支持的浦東游擊隊的特工的主要暗殺目標。

暗殺隊的首腦是年僅22或23歲的松江人袁德昌。

由于袁德昌始終未被捕獲，因此蒲素手里報紙上裁剪下來的內容，登載的是根據他的同伙交代而來的一些消息。

而邊區則是通過內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報。他的同伙趙志祥未能脫逃，最終被引渡給日本人而遭處死。

趙志祥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歲，浦東人。13歲時，他在法租界里一家專為外國婦女制衣的店里當裁縫的學徒。五年學徒期滿之后，便在另外兩家“外國服裝店”當售貨員。

他當店員而賺夠錢后，便娶了浦東老家東面村里的一位姑娘為妻。但在1937年夏天經濟最為蕭條之際，趙志祥尚未有孩子，卻已失業，只能回到家鄉，與其當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則回了娘家。

即使趙志祥在浦東的一家日本造船廠找到了當苦力的工作，夫婦倆也仍然分居，因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為其朋友們干些臨時的裁縫活。而當時，中日戰事已在黃浦江對面的南市展開。

1939年3月5日，趙志祥決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軍占領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臨時棲息在妻兄那里，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狹窄小閣樓。

趙志祥徒勞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記起自己曾經見過一個名叫袁德昌、與浦東游擊隊有聯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飯店和南京飯店訂有客房。

盡管趙志祥在大上海飯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蹤跡，但當他詢問山西路上南京飯店的電話接線員時，袁德昌卻立即與他聯系，并從后房現身出來。

袁德昌認岀了趙志祥，立即將他帶出旅館。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飯店的大門前，趙志祥說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時打了一個電話，因為當他將趙志祥領到大世界娛樂廳附近的電車站時，另一名特工已經前來。

特工對趙志祥進行了審査，顯然他對趙志祥的決心和表現相當滿意。然后，袁德昌關照趙志祥3月14日下午2時在大世界門前與他會面，隨后，他們便分手了。

3月14日，趙志祥準時到達集合地點，袁德昌便帶他離開大世界，來到辣斐德路文賢里11號的一所房子內。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個亭子間。

在那間亭子間里，當天，團伙中的第三個成員彭福林也搬了逬來，他是個20歲的瘦長的侍應生，通常穿一件沒有特色的米色長衫，戴一頂灰色氈帽。

此后，三個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樣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負責供應每天的飲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給了趙志祥2角錢，叫他岀外買食品。

3　　　　點剛過，趙志祥帶著食品回來時，發現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兩支手槍。他們的最終目的已毋庸贅言。

五天過后，三人搬到了南京飯店的411房間，在此過了兩夜，趙志祥主要待在房里，而袁德昌與彭福林則來來去去。

4月　　　　10日夜里，這兩個特工回來得很晚，他們叫趙志祥作好準備，因為明天早上

7他們將去勞合路某處“行剌漢奸”。

此時，袁德昌出示了一封信，估計是從寧波發給趙志祥的。信上所具的日期為3月29日，是寫給所有三個人的，署名“周建華”，肯定是愛國化名。袁德昌向另兩個半文盲大聲地念信，信中談到，“中國四億人民”交給他們的任務，囑咐他們要“勇敢、堅定、熱情、機敏”，以及“鍛煉好身體”。

信里督促他們“按照常凱申總裁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之原則”而生活，即

孝悌——作為同志，應該互相友愛。

忠義——作為公民，應該忠于民族，“粉碎破壞這一原則、背叛祖國的漢奸”，以“繁榮吾國，消滅敵人”。

正直——作為英雄，應該懲罰欺騙和出賣民族的貪官與漢奸。

認真——作為愛國者，應該不僅對付“不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只謀求高官厚祿”的漢奸，還應該對付那些“只以跳舞、賭博等等自娛”，而忽視抗戰的大量民眾。

此信的結尾是“廣盼各位始終遵循規則，熱愛祖國，支持組織，不辜負領袖常凱申總裁之期望，消滅敵寇，鏟除漢奸！”

翌日上午7時，袁德昌將兩把手槍中的一把給了彭福林，并告訴他其任務乃是監視勞合路139弄內的警衛。

至于趙志祥，袁德昌則給了他1角錢，要他從居易里弄口北側的小攤上租幾本書，佯裝看書，從而注意巡警。

這三人分別離開了南京飯店，于8時45分在139弄口集合。他們如事先計劃的那祥各就各位袁德昌在弄內，監視席時泰家的后門；趙志祥坐在外面的小攤前，假裝閱讀剛才租來的四本小說;彭福林則注意門衛的動靜，卻未覺察到，警衛已經邀請地段巡警在屋內喝茶。

9時15分，席醫生走出后門，開始沿弄堂走向勞合路，司機正在那里的一輛老式轎車里等候他。席時泰雖然有點765自動手槍的持槍執照，此時卻未帶武器。

袁德昌在距弄堂口25碼的陰影里等候著。當醫生走近時，袁德昌便趨向其正面，向他發射了口徑點38的達姆彈。一槍洞穿了右胸，另一槍打入左胸，兩顆以上的子彈穿過腹部而打人肺里。當席時泰蹣跚著逃回家中時，最后兩發子彈穿入了他的衣服。

當袁德昌開火時，彭福林便掏出手槍沖向門崗。他自信地高喊“不準動”，但是當他發現一名巡捕正在門衛旁邊時便恐慌起來，他趕緊扣動扳機，子彈擊中了巡警的右臂。門衛迅速掏出手槍予以回擊，打中了彭福林的胸部。

彭福林返身便逃，奔岀了弄堂，在從虞洽卿路564號的一家茶館后門逃出去之前，碰上了席時泰的司機。在其后面，受了致命傷的席時泰倒在了家人的懷中，他們幫助他回到了屋內，旋即死于起居室的地板上。

與此同時，袁德昌與趙志祥各自奪路而逃。這時，當然是更有經驗的剌客運氣更好，新招募的刺客則僅僅是暫時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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