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官制改革的方案，基本上是官家定大方向，相公們擬草稿，又經(jīng)過幾次上下反復，才最終成稿的。

朝臣們原本應該清楚，之所以召集這次擴大化的議政，趙曦并不是多此一舉。

按趙曦后世的經(jīng)驗，所謂的討論稿，真正用心去琢磨的并不多，只有到了最后關頭，人們才會從自己的利益入手，開始考慮即將成稿的方案對自己的利害。

這一次議政，趙曦也只是開個頭，就跟高遵甫開口詢問一樣，只需要把這個討論的形式打開即可。

而趙曦問富弼的那句話，就是明白的告訴相公們：接下來是你們的事。

確實，接下來的討論并不激烈，或者說更像是一次答疑，無非是釋義的重復，或者是口語化。

這次議政基本囊括了國朝一定層面上各種類型，完成這一次的答疑，也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所謂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劃分。即便趙曦是以穩(wěn)定和減少變動為原則，也一樣存在獲利者和失利者。

官階，為將著重點放在資歷上，也是為考慮那些經(jīng)年老臣，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現(xiàn)狀，采取了以資歷取平本官俸祿的辦法。

比如蘇軾和呂惠卿，同為嘉佑二年，但如今的本官其實是有差別的。就包括馮京那一屆，吳充那一屆，甚至韓琦、王珪以及富弼他們的同年，如今的本官絕對不會相同。

官制改革后，只要是資歷相同，沒有嚴重的過錯，在本官俸祿上，朝廷會取平，只用差遣俸祿去區(qū)分。

這是一個模糊的統(tǒng)計和核算方法。

相對于居朝堂高位者，在本官俸祿方面可能吃虧了，可只要加上差遣俸祿和勛爵，一樣保持現(xiàn)有的水平。

而差遣官位不高，資歷相對老一點的官員，無非是將各種貼錢在本官和差遣中換個說法發(fā)放。

再結合官制改革中提到的逐年增加比例，差遣不同，未來實際到手的錢糧會越拉越大。這一點能很大程度的激發(fā)臣工的上進心，以謀的更高更好的差遣，對于改變國朝當下怠政懶政有極大的好處。

對于資歷深差遣低，本官也低的朝臣，暫時來看，短時間是獲利了，最起碼本官俸祿有所提升。可看明白整個官制改革的實質(zhì)，就會對擢升有很大的玉望。

乍一看，似乎朝廷會增加支出，或許國朝的臣工都以為會增加支付，但賈憲率領的核算組，詳細核算的結果是，在官制改革后，朝廷每年將減少二十多萬貫的俸祿支付……事實上，趙曦準備著增加支出的，只是混亂的俸祿機制，在經(jīng)過清理后，讓朝廷有了結余。

“關于任期制的問題需要官家與諸位相公明示。新官制規(guī)定，州府郡縣的主副官，以及各地駐軍主副官都是五年任期制。期滿調(diào)任，不知這調(diào)任的依據(jù)如何？”

討論的氣氛很好，不僅限于六部九卿的主官，就連蘇轍這樣講武堂的教導也參與了。

蘇轍這應該是為他那兒老讓人操心的二哥蘇軾問的。

“州府郡縣的主副官以及軍伍廂一級以上的將帥，必須執(zhí)行五年期滿調(diào)任制度，這一點沒有任何余地。”

“至于調(diào)任的依據(jù)，這里面涉及到吏部考評、監(jiān)察衙門意見等各方面因素。調(diào)任的權限在官家，參考的依據(jù)是考評。”

“每年吏部都整理一份任期滿的官員名單，并標注其歷年考評結果，經(jīng)由內(nèi)閣和監(jiān)察衙門審核后，呈報官家予以調(diào)整。”

“基本原則是有上有下，有進有出。什么意思呢，就是監(jiān)察衙門有相關處罰記錄者、吏部考評為差者，將降低差遣調(diào)任。比如由上州調(diào)任下州，比如由一州主官調(diào)任輔官。”

“考評中平者，轄地也無其他事故，或者出現(xiàn)災荒未發(fā)生大災難等等情況，原則上是平調(diào)。”

“而考評優(yōu)秀者，轄區(qū)產(chǎn)業(yè)發(fā)展迅速，甚至有創(chuàng)新產(chǎn)業(yè)等等，將予以擢升。當然，這一切均由官家決斷。”

這不完全屬于官制改革的內(nèi)容，應該屬于運行機制和流程的范疇。

富弼回答的，是在商議官制改革中，相公們提到后，趙曦給出的初步設想。

本來趙曦準備讓吏部拿意見，只是相公們以為這一點沒必要太明確，應該給內(nèi)閣和君王留余地。

說到任期，趙曦對于議政和內(nèi)閣并沒有做任期的限定。

怎么說呢，要說議政，雖然有本官或者官階俸祿，但議政并不是常設職位。

之所以確定議政的最高和最低官階俸祿，是對議政權限的推崇。

議政的任期基本上是隨官員差遣而定。比如開封府知府，基本確定為議政，還是排位靠前的議政。

但是，開封府知府有任職年限，如果在任期內(nèi)違反了監(jiān)察條例，或者吏部考評為差，那么任期滿后的調(diào)任就肯定會調(diào)任下州府主官，議政排位是肯定靠后了，甚至會失去議政的席位。

這時候，就不再享有議政的官階俸祿了。

當然，如果是任期滿后擢升，自然也不會再享受議政的官階俸祿，而是享受內(nèi)閣的官階俸祿。

國朝的官制，在趙曦看來，就一點是最值得稱頌的，那就是低職高用和高職低用。而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繼承下來了。

這也是趙曦在考慮官階俸祿、差遣俸祿以及確定議政俸祿標準的因素之一。

以蔡確和呂惠卿為例，從官階俸祿上，蔡確嘉佑四年，呂惠卿嘉佑二年，蔡確的官階俸祿比呂惠卿低。

在差遣俸祿上，蔡確跟呂惠卿基本持平。這就造成蔡確實際到手的錢糧，比呂惠卿少。

可在整個國朝朝堂職能上，蔡確作為副總監(jiān)察、內(nèi)參總編撰，并不比呂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輕。

而議政確定了官階俸祿，就會將他倆實際錢糧取平。

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公平，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公平。這不僅取決于是否擁有議政席位，還有本身官階的因素。

就比如呂嘉問，他屬于恩蔭得官，跟工坊城李誡類似，資歷要比李誡深。

新官制下，呂嘉問的官階俸祿重新厘定，將高于李誡的官階俸祿。但是，李誡作為工坊城的輔官，是確定擁有議政席位的，而呂嘉問卻不確定。

議政席位上有了差別，李誡的俸祿總計要比呂嘉問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呂惠卿、蔡確相比。

議政席位，在某種意義上說，比差遣更重要。當然，差遣本身就是議政席位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