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一個赫赫有名的東林黨人物叫錢謙益，人稱“兩朝領袖”，精于史學，立志修“明史”。(請記住我們的明末，錢謙益曾撰修《歷朝實錄》，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蕉園”，后李自成火燒明皇宮，“蕉園”也沒能幸免。清初，錢謙益又收集了完備的明代史料，編寫了達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藏于自家藏“絳云樓”，后也毀于一場大火。錢謙益曾嘆曰：“烏乎！甲申之亂，古今圖籍書史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他認為:“漢晉以來，書有三大厄。梁元帝江陵之火，一也；闖賊入北京燒文淵閣，二也；絳云樓火，三也。”又在《蕉園》一詩中寫道：“蕉園焚稿總凋零，況復中州野史亭。”他把存放在蕉園內的《歷朝實錄》叫正史，把存放在絳云樓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而絳云樓又叫“半野堂”。所以他所編修的明史，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已經在喧闐一炬中化為了灰燼。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世稱虞山先生，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學家。他在明代歷任翰林院編修等史職，入清后官至禮部右侍郎，充明史館副總裁。錢謙益本身隸東林，但先諂事閹黨，后迎降仕清，其人品頗受人非議。然而客觀來講，他的史學建樹，特別是在明史考證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

一、錢謙益從事明史考證的緣起

明初以降，程朱理學日益淪為科舉考試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機與活力。知識分子為了現實的利益，紛紛放棄皓首窮經、嚴謹求實的古學傳統。正如顧炎武所說：“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

自明中葉弘治以后，沉悶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瀾。首先，在理學內部，作為程朱理學的反動，王陽明“心性”之說異軍突起，風靡一時。其次，不少人厭惡當時簡陋、蒼白的學風，紛紛回頭，希望從古典的傳統中汲取營養。經學上“汲古通經”思想與上復古主義思潮交相興起。一方面，“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爭，必然求諸古學考證。另一方面，經學與向傳統復歸也促進了學術考證的勃興。正如朱希祖所說：“當李夢陽、何景明之輩倡言復古也，規模秦漢，使學者無讀唐以后書；非是則詆為宋學。李蟠龍、王世貞輩繼之，其風彌盛。然欲作秦漢之文，必先讀古書，欲讀古書，必先能識古字，于是《說文》之學興焉。”

提到明代的考證學，楊慎是公認的。中年以后錢謙益雖然受嘉定學派的熏陶，改弦更張，服膺“通經汲古”之學，但無論從人品還是從學術上，他對王世貞始終特別尊重。甚至他走上考辨《實錄》的治學道路，都受到了王世貞的影響。同王世貞一樣，錢謙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質量的《明史》。然而，明代的史學混亂不堪，欲修《明史》必須先考證史實。

二、《太祖實錄辨證》征論史籍分析

錢謙益明史考證成就，主要體現在對元末明初歷史的考辨上。明初史臣對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并曾依附于龍鳳政權的史實，諱莫如深，三次改《太祖實錄》，“像梳篦一樣地將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處過濾掉了。”另外他們對朱元璋殺戮功臣也極力掩飾，致使這段歷史真相被長期埋沒。要著手明史，必須首先還原歷史本來面貌。錢謙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經過精審的考核，嚴密的論證，編成《太祖實錄辯證》五卷。

我們對《太祖實錄辯證》所征引的相關史籍作一歸納，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為主。特別是大量征引了明初開國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傳、行狀，種類多達20余種。錢謙益考辨的重點是《太祖實錄》中有關開國功臣事跡的隱諱、不實之處。這些碑文、行狀雖然零散、雜亂，甚至也有虛美、錯謬的地方，但屬于當時人記當時事，在某些方面與成于眾人之手而又屢經刪改的正史相比，文獻價值更高。錢謙益以此與實錄對勘，糾正了不少實錄的錯誤。比如：《明太祖實錄》載：乙未（1355）七月太平之戰，朱元璋派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與陳野先迎戰，又令別的將領包抄其后，遂生擒陳野先。事實是否如此呢？錢謙益依據《寧河神道碑》與《東甌神道碑》互相比證，得出結論：在太平之戰中，是朱元璋親自率領湯和迎戰陳野先，而徐達與鄧愈是作為奇兵，繞道敵人的后方合圍、夾擊獲勝的。

其二，錢謙益于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數最多的是黃金的《開國功臣錄》，為16次。其次為鄭曉和王世貞的作品，分別達13次、12次之多。黃金的《開國功臣錄》歷十幾年完成，較為詳細地收錄了明初500余位功臣的事跡。這部書廣征各種史料，很有參考價值，所以成為錢謙益征論、考辨的重點。鄭曉和王世貞均在當代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詣。鄭、王關注的焦點，更是錢謙益尤為注意的地方。錢謙益考核、發覆，糾正了他們不少疏謬之處。

比如：《明太祖實錄》載永嘉侯朱亮祖病卒于洪武十三年（1380）。鄭曉考證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牽連所致，但對實錄所載的具體死亡時間沒有提出異議。錢謙益據《御制文集》糾正了這個疏誤，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時間應當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

對于宜春侯黃彬的結局，《明太祖實錄》只說：（洪武）十二年（1379），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并未直接說明他的死因。黃金在《開國功臣錄》中記載：黃彬（洪武）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后數年卒。鄭曉認為，黃彬于洪武十二年（1379）受到胡惟庸案的牽連，后來又得到朝廷的寬恕，數年之后卒。王世貞則指出黃彬死于洪武十七年（1384）。錢謙益根據實錄隱微書法推斷：“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黃彬確實受胡惟庸案的牽連，但并非如鄭曉所言又得到朝廷寬恕。黃彬之所以沒有立刻伏法，是因為他的黨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發。

其三，《太祖實錄辯證》另一個突出的特色是參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詔書在內的秘府檔案。其中，《昭示奸黨錄》與《庚午詔書》分別被征引了12次、9次之多。這些珍貴的檔案是他利用參修《明神宗實錄》的機會見到的。錢謙益據此糾正了《明太祖實錄》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訛誤不實之處。

比如，關于東勝侯汪興祖被授予封號的相關史實，史書記載不一。《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四年（1371），追封汪興祖為東勝侯。而黃金《開國功臣錄》則認為東勝侯是在洪武三年（1370）加封的。孰是孰非，難以確定。好在《昭示奸黨錄》，以確鑿的事實考證出二書乃是偽書。曾任清修《明史》館總裁的王鴻緒說：

遜國諸書大率附會而《致身錄》最后出，匯諸說而緣飾之，遂為好事者所稱道。崇禎中，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學士錢謙益據吳寬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指出其必無者十，固已無遺議矣。《明史例案》卷3《王云橫史例議下》

看來，錢謙益的考證成果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在此基礎上，錢謙益進一步指出：

大抵革除事跡，既無實錄可考，而野史真贗錯出，莫可辨證……正史既不可得而見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好奇攛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

可見，錢謙益對建文遜國與否也是持“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態度。但是，錢謙益在其晚年所著的《列朝詩集小傳》中又有“帝(建文)遜位后入蜀，往來滇、黔間，嘗賦詩一章，士庶至今傳誦”的說法。是不是錢謙益晚年改變立場，而持建文遜國說了呢？在為趙士喆《建文年譜》作的序文中，錢謙益表示:“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之，不忍廢也。”由此可知，錢謙益晚年雖較傾向于建文遜國說，但因沒有史料支撐，不過是“過而存之”罷了。

清修明史時，又為此事爭論不休。徐嘉炎力主建文遜國說，而朱彝尊和萬斯同認為遜國說不足信，王鴻緒《明史稿》則持建文*說(李晉華在《明史纂修考》中有詳細論述)。最后乾隆四年（1740）定稿的《明史》則兼顧諸說，改為：

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明史》卷4《恭愍帝紀》）

由于缺乏可考史料的支撐，《明史》最終體現了錢謙益“信固當傳，疑亦可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