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價值
說到訂單,我最滿意或者說公司最滿意我的是我曾經跟隨著薯條把一個很有價值的商業信息從北京帶了回來。
誰會知道2006年深秋時節一個瘦高個兒臉角上有條不太清楚的疤痕的青年和一個剪著中學生短發的有些發福的超大齡女生來過北京呢?我想,這固然是屈指可數了,不過這當中至少包括一家地地道道的意大利餐廳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一個狡猾的中年日本男子,其余的實在是無關緊要。
北京的深秋很難用一個詞語來形容,說他壯美也好,說他慘淡也好,甚至有人用絢爛來形容他的五顏六色,我覺得這都無關痛癢,就像老北京的豆漿,誰人知其味?誰人不知其味?
很多上了年紀的北京人說起北京的秋天來總是自信滿滿,笑容滿滿,那種幸福感恐怕只有尼泊爾的信徒才能企及,只不過他們怎么樣也想不到大自然的恩賜都不是永恒的。
我作為一個外地人根本沒辦法真正品出這里秋天的內涵。我只能感受到郊外滿眼的慘淡和城內漸漸強烈的西風正在把北京裝扮成一張色彩冷峻的賀卡。祝賀我能來到這里坐在意大利人開的咖啡館里面聽著美妙的音樂品味著琥珀色的咖啡。我喜歡不加料的咖啡,因為我討厭枝纏蔓繞的復雜,曾幾何時我甚至愿意把北京的秋天比作不加料的咖啡或者是中學時代里褪色 發黃的語文課本。北京秋天的顏色和它們一模一樣。
我坐在薯條對面。看著她,我又聯想到南國的秋天。在我們剛出發的時候,攀枝花城里還是煙雨蒙蒙,但怎么都不至于和慘淡聯系在一起。恰好相反,南國的秋天里除了一些落葉喬木剪去了指尖的枯黃,歲月依然顯得十分保守,看起來似乎是亙古不變,滿世界里還是生機勃勃。至于《紅樓夢》里秋窗風雨夕描述的“連宵脈脈復叟叟,燈前似伴離人泣”似乎也只有十分孤獨的人才能察覺。
當然商業社會里的人就像一棵常青樹,永遠看不到世界的盡頭,除非有一天,經濟變得和大自然一樣蕭條,只是時下不可能。
薯條一側的臉對面有一個四十多歲光景滿臉棕色短胡須拿著小提琴的外國人技藝嫻熟地演奏著一曲《魔鬼的顫音》,他邊拉小提琴邊時不時地朝薯條這邊投來曖昧的眼光 。我想他多半是個意大利人。盡管我沒有和他開口攀談的機會,但他的膚色和外表都是典型的南歐人種,而且能把這首曲子演奏得讓我對面的這個大齡女孩如此神魂顛倒似乎只有它故鄉的人們才有此才華。不但如此,即便是他的胡須的顏色也如此恰到好處,幾乎能與木飾的墻壁融為一體。
“你為什么不上前跟他打個招呼呢,找機會?”我說。
“那樣做會顯得很沒有格調。”薯條并沒有用責備的語氣,相反,顯得十分柔軟。
“所以你不用正眼去看?”
薯條瞅了我一眼。
“你猜他是哪國的人?”我說。
“意大利。”薯條小聲但干脆地說,生怕被距離她有五六米遠的那個男子聽到。
“如何這般確定,萬一他是梵蒂岡人呢?”
“因為每次來到這里都能見到他,女人的直覺。”
“哦!直覺。”
我們都停頓了一會兒,暫時無話可說。
“對不起,你知道洗手間在哪兒嗎?”我先打破了這個美麗的似乎只有琴音在蕩漾的無話可說的沉默。
“轉身向右,拐進通往里間的過道,一直向前就是了。”她都懶得抬起手指,只是憑嘴描述一番。她似乎不愿意打破這種美好的境遇,和我的對話顯得十分謹慎。也就是在那時我確定我對音樂沒什么天賦,何其美妙的音樂我置若罔聞,我有些六神無主,似乎預料到了什么事情即將發生。
她那時的樣子看起來十分滑稽,但如果我再多說一句話的話,我也會變得十分滑稽,可事實上我的嘴巴似乎失去了控制。
“似乎您對意大利人的世界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我很抱歉,開了一個不能算作玩笑的玩笑。其實我的重點只是想強調她的艷遇,至于格調,我完全沒有在意,或者說無所謂。
我有些得意,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失落,我邊走邊嘲笑,卻一不留神撞上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當他開口用日語說抱歉的時候我知道了他的出身,只是對搶別人臺詞這種事情感到十分意外。這樣一來,不是顯得我沒有修養就是顯得他很有禮貌,他倒是里外都不吃虧。
接下來我注意到了這個日本中年男子,讓我忘掉了剛才的不愉快。他的外貌一般,甚至可以說有些糟糕,身材矮小而且瘦弱,兩邊的眉毛顏色很淡而且不怎么協調,但是一身名牌西服和銀色的眼鏡多多少少掩飾了一些滑稽的外表 。他躬身說抱歉的時候樣子顯得很穩重,但當他直起身子面對著我的一瞬間,我仿佛又看到了吉次郎。
我正欲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又再一次搶在了我的前頭,這讓我頓生他似乎早有預謀之感。他說:“因為——專心——看畫——撞上您了。”
我至少可以理解為他剛進餐廳就被眼前的畫迷住了。可是這家餐廳門口正對面懸掛的只不過是一幅莫奈的《睡蓮》的低劣復制品而已,我剛進門的第一眼就認出來了,再簡單不過。
“那只是一幅低劣的復制品而已。”僅僅是為了說點什么而說了,而且說完我就轉身告辭了。
可是當我從洗手間出來的時候那個日本人還站在那里饒有興趣地觀看。當我走近他的時候他側過臉來問我:“冒昧地問一句,您是怎么看出來的?”他迫不及待很吃力地說。
“很簡單,色差太大。”為了不再讓他費神,我簡潔地說,因為看到他表達很吃力的樣子我很揪心。
“色差太大?嗯,我也知道它是假的,但能在這種昏暗的光線下看出顏色方面的問題的確不簡單,”這會兒他的表達順暢了許多,“您見過真的?”
我不知道要不要如實地回答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和他并沒有太大的關系,而且作為歉意我已經在他身上浪費了過多的時間,但出于禮貌我還是回答了他這個問題。
“沒見過,但我見過一個朋友手中的幾幅比這個高明的高仿真作品。我欽佩她的執著。”
那個朋友就是吳曉玥,一個不同一般的女孩。那句話說出口的時候心里還是酸酸的,對我來說已經太久沒有她的消息了。我真想大聲地說:“你在哪兒?”
“她不會讓我失望。就這樣。”我說完后別了這位莫名其妙遇上的日本人,回到原來的座位。
薯條還在那里犯傻。不過當我坐下后,她卻一本正經地問我:“你會畫畫。”
“我想我不會。”
“什么叫做‘我想我不會’?”薯條并不理解我這里的含義。
為了回報她的好奇,我把中學時代跟老灰學畫畫的故事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她。她覺得很逗,不過我并不介意,因為這畢竟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而且離現在已經算很遙遠了,沒人會追究它的刑事責任。這也并非是什么丟人的事情,我只是對我的無能為力感到抱歉。
薯條似乎很樂意知道別人也有和她一樣的傷疤——其實我并不確定她有沒有被人拒絕過,我只是從她的面相上判斷,就算她也有吧。
“很難理解,你是這樣認真的人。我以為你對一切都很無所謂。”
“隨你怎么說。”我說。
“哦,那么我想我對你又有新的認識了,只是可惜那個女孩已經得到她所想要得到的了。”作為對我剛才對她的無禮的回報,她這樣打趣。
“隨你怎么嘲笑。”我說。
“話雖如此,但你不覺得你真心喜歡的一個女孩得到她所想要的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嗎?”
“也許。”我淡淡地回答道。
“成全別人。這應該是你這樣的男孩所具備的品質。只是稍有遺憾。”
哦,見鬼!“稍有遺憾”多么見鬼的詞語,不知是對我的安慰還是要體現她的胸襟寬闊、大公無私,而且我更樂意接受它的第三種可能性——讓我承認我的階級地位——既然我是這樣渺小的角色就不應該存在過多的奢求,那是徒勞無功的,這正是“你這樣的男孩”的真正含義。
接受過特殊教育的薯條,有時,說話很不一般,你得用她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只是我想每個人都應該記住一點: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她口中所說的“安慰”本身就是自私的一種表現。
“得了吧!何止是稍有遺憾,簡直就是不該有遺憾。”
她聽起來很舒服。
我接著說:“我說,會不會畫和懂不懂欣賞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它們有關系。”
“我懂,這么說來,你應該再給我介紹一下你為什么如此懂得欣賞此類畫作。”
我岔開一個話題,沒成想又掉進另外一個陷阱。誰知道呢,吳曉玥為什么要那么喜歡莫奈的油畫?即便是在和我們一同旅行的路上都不忘隨身帶上一本莫奈作品的畫冊和幾幅高仿真作品。
起先,我只是看到畫冊,這還得歸功于我在下關喝醉的那個晚上,當我第一次醒來看到她枕邊平靜地躺著和她一樣安詳的畫冊的時候,我對它愛慕無比。
再后來,我和老灰、楚雨琪有幸見到了那幾幅別人贈予她的高仿真作品。我才意識到我這一生似乎將與它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當然這只是自我意識的膨脹。
真是往事不堪回首。難道我要把這些也告訴薯條等人?絕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屬于他/她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她絕對不會告訴別人甚至是上帝。盡管那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
正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正當薯條不僅僅想知道我如何懂得欣賞似乎還樂意知道我臉角的傷疤的時候,那個日本人又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日本人用餐的效率的確很高。
“介意我在這里坐一會兒嗎?就一會兒。”日本男子誠懇地說。
“坐吧。”薯條站起來很有禮貌地回敬于他。
“沒有打擾到你們的談話吧?”日本人坐定后說。
“沒有。”我很感激他這樣問,雖然只是毫無意義的客套話。不管怎樣我不用再接二連三地掉進薯條的“陷阱”里。
“我是說,我要走了,但很想跟你們(他看著薯條,很肯定薯條是我的領導)討教一些生意上的問題,之前一直沒有機會。”日本人像是憋了很久的樣子,一口氣把它說完。
“好,你說。”薯條看看我,似乎她也跟我有同感。
“那我就開門見山了,”日本人終就還是按耐不住內心的沖動,他終究是想把自己標榜作主人,他語氣堅定,表達流利了不少,那個目光靈動,有些閃爍的吉次郎消失了,“我在去年的西部商交會上見過您。我知道你們從中國的西部來,是做生意的。我對中國的西部也很感興趣,那里最終將是中國市場瓶頸的突破口。只是這兩年的環境不是很有利,也許我已經錯過了投資的黃金時期(這倒是不假,求他們來投資的時代已經快終結了)。”
那個日本人在說到這里的時候表現出極其惋惜的樣子。很顯然他頂多只能算作后起之秀,他居然能錯過那樣的投資時期,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小角色上不得大場面。即便如此我還是很佩服他的表達能力能在瞬間爆發,他剛才的談話簡直可以用滔滔不絕來形容。再把他的表達能力和他的外表作對比,我真有些懷疑濃縮的就是精華,真是江湖在外,到處都是高手啊。而且他居然做生意做到咖啡廳里來了。
那個日本人總是讓我感到意外。當我接過他給我的名片的時候,我看見那上面赫然印著三個公司董事長的頭銜,難道在中國做生意真的那么簡單?我不禁納悶。而且做生意能做到這么滴水不漏,我的意識中只有德國人有這個能力(那也是跟著薯條做生意時的收獲)。顯然,之前我低估了他做生意的能力。
“其實,我很欣賞你們的眼光,特別是這位年輕人,我想貴公司有你們這樣的人才一定會很成功,大大地成功!希望我們可以合作。”
原來,他早有預謀,原來薯條的確老了。“年輕人”言下之意是薯條的確已經不在年輕了,他可真有眼光,只可惜他后面的那句話讓人很反感。薯條也早有準備,不但跟他交換了名片,還把我給公司做的宣傳資料給了他一份。
那個日本人走了,他在走之前還給我們提了一個小小的建議,正是那個建議我們有了后來的公司(所以嚴格地說后來我給薯條提的那個建議也有那個日本人的功勞,只不過當時薯條沒有猜透那個日本人的意圖),正是我們按計劃行事,那個日本人最終可以有機會參與我們的生意,并且最終成為了公司的第二大股東。那個日本人的確很精明,不但給別人指明了方向還給自己日后的擴張鋪平了道路。薯條也給他提了一個建議,一個讓他的說話不再讓人反感的建議,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格調?去她的格調,也去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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