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開動的時候，許佳凝心里不自覺的想到兩個字：再見！這兩個字成為最具深意的話，也不知道很多人在聽見這兩個字的時候是否明白這其中的玄機。記得何其芳在其一篇文章《弦》里面寫了關于再見的字：

再見：到了分歧的路口，我們曾向多少友伴溫柔的又殘忍的說過這句話呢。也許我們曾向我們一生中最親切的人也這樣說了，僅僅由于青春的驕矜或者夸張，留下無數的長長的陰暗的中子獨自過度著。有一天，我們開始衰老了，偶爾想起了那些溫暖的遼遠的記憶，我們更加憂郁了，卻還是說并不追悔，把一切都交給命運吧。但什么是命運呢：在老人或者盲人手指間顫動的弦。

當青春充滿疼痛的思考，那么再見也是一種命運。車子漸行漸遠，一點一點的消失在長長的長到沒有盡頭的高速路的那一端，像一往情深的告白，那么深切，也有著那么遙不可及的距離。

吃過早飯，二嬸將碗筷洗完之后，袁子文問二嬸今天有什么事可以幫忙的，二嬸忙說：“你回來家里應該有些事還要你忙，我們沒什么可做的，這幾天也是幫你大叔家干活。”

袁子文回來的目的或許就是幫他們做一點事，至于自己家里，確實沒有什么要緊的事，而當初，袁子文不想去爸爸媽媽那里，有一點原因還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怕不習慣不自由，而且爸爸媽媽住的地方已經很小了。

袁子文跟二嬸說：“這個時候，你們家里正忙，我爸讓我回來就是看我能幫你做什么事的！”

二嬸說：“你回來一天了，你大叔也不知道，要是讓你大嬸知道了你回來連她家也不去，可能又會說別的很多話，反正我和你二哥現在也是給他家里幫忙，你今天就和我們一塊給你大叔家干活吧！”

二哥已經去了大叔家，在來喊袁子文吃飯之前他已經忙了有兩個多小時了，此時正是收割的大忙季節，農家人這個時候都在野外忙著收稻谷，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袁子文對此再熟悉不過，袁子文跟二嬸打了招呼，自己先去大叔那里了。

袁子文聽見廚房里乒乒乓乓的聲音，大嬸一個人在廚房里清洗著，她家那只白色的大狗在門旁邊趴著吐舌頭，對袁子文的到來雖然極力保持警惕，但是因為悶熱的原因吧，它似乎還有點無聊的樣子，懶得叫喊兩聲。袁子文不敢進去，就在門外喊著，那狗聽見我喊了幾聲也朝天亂叫了幾聲，大嬸在廚房里喝了狗一聲，那狗悻悻的從地上爬起來鉆到里屋去了，但似乎還是沒有放棄警惕的偷偷回看了幾次，大嬸手里拿著盤子把頭探出廚房，見到門外是袁子文，就走了出來。

大嬸笑著說：“哎呦，是文子回來了啊！什么時候回來的啊？”

家里人都叫文子，小時候覺得還沒什么，長大之后，那“文子”的叫法就像是“蚊子”，讓別人一聽，還以為家里經常有害蟲一樣。有時和他們在一塊聊天的時候，大嬸家里蚊子本來就多，一只蚊子給她咬了一口，大嬸一巴掌打過去，沒打住的時候，總會來一句：“哎呦，你個死蚊子！”打住的時候，就會說一句：“哎哼，打死你個死蚊子。”然后把打死的蚊子給袁子文看，說道：“你看，現在的蚊子是真毒，吃一肚子血。”袁子文每次都是一笑，感覺一天要死好幾次。大嬸不管稱呼鄉人或其他的東西都喜歡帶“子”字或“毛”字，喊張家媳婦，就叫別人張大毛，喊李家姑娘，就叫別人李二毛，水餃她說餃子，豬不管是大是小，是公是母，是黑是白，全部都叫豬娃子，有時讓人覺得好笑，但有時又使人覺得很是別扭，就因為這事，大嫂不愿和他住一塊，說孩子會受到影響，不過這倒也是真事，高中時暑假回來，有時小侄子就會來大嬸家住一段時間，有一次看小侄子在旁邊做暑假作業，發現小侄子的組詞和大嬸說話如出一轍，凡是動物的如像雞鴨鵝狗貓鼠等等一律在后面加個“毛”字，凡是植物的如花草樹木等等后邊全加上一個“子”字，這讓袁子文看了哭笑不得，大嫂知道后，埋怨是大嬸教的不好，大嬸斗大一個字都不認識，被埋怨也不好說什么。

大嬸一如既往的叫文子，袁子文都有點怪怪的，笑著回答說：“昨天回來的，大叔沒在家？”袁子文一邊答應著一邊往里走。

大嬸繼續到廚房做自己的事情，說道：“你大叔出去干活了，這幾天哎呀我都忙死了，又是牛又是豬又是人的，忙都忙不過來，你二哥也來幫忙了！”

袁子文聽了，撲哧想笑，但沒笑出來，轉成了咳嗽，想來是革命路線沒規劃好，害得嗓子很不舒服，這一笑一咳，就好比是上了廁所別了半天卻只放了個屁，聯想到這個比喻時，自己都覺得惡心。小時候做語文分類題的時候，老師說蘋果、梨和橘子屬于水果，狗和牛屬于動物，袁子文當初把人也歸于和狗一類了，老師說自己錯了，并解釋說人是不屬于動物的，袁子文那時動物和禽獸還分的不是很清楚，就問老師人是不是應該算作禽獸，老師一口水噴了出來，應該是袁子文倒了她的胃口，老師走下講臺，用書拍了袁子文腦袋說在這個問題上不開竅，于是袁子文就問人不是動物也不是禽獸，也不是水果了，那算什么東西？老師說人都不是東西，由于袁子文刨根問底，老師沒辦法，只好說人是高級動物，原來人還是動物的。大嬸一句話就道破了這如此深奧的問題，“又是牛又是豬又是人”，斷章取義，未為不可。十幾年來，袁子文至今還沒弄明白這個問題，與此相同就是高中時思想政治里的一個問題，當時講的課題是和意識有關的，老師舉例子說：假如你打了豬，豬大叫了一聲，其實豬是不痛的，因為痛是人的意識。從此以后，整個班的學生明白一個道理，學習是沒有用的，覺得有用那是你的意識。于是，袁子文開始不好好學習，那年的期末考試，政治課評分班級理所當然排名全校倒數第一，聽說后來政治老師被學校領導上了一回政治教育課。

袁子文說道：“大嫂還在縣城住么？”

大嬸在廚房已經忙完了，走了出來，嘆了口氣，說道：“你大嫂說家里面熱，孩子怕熱，就不回來了。你大哥一個人在外面打工，還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受死罪啊！文子啊，我跟你大叔倆人在家，天天奔命，也受死罪啊，你大叔他……”

袁子文最怕聽到的就是大嬸這些話，這一開口就能追溯到孫悟空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然后再追溯到新中國成立，最后能一下子跳到百年之后，袁子文趕忙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大叔在哪呢？我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

大嬸“啊”了一聲，說道：“看你說的，要你幫什么忙啊，又臟又累，你不怕把衣服給弄臟了！”

每次聽到大嬸這樣的話，總覺得心里有些不高興，總覺得有些諷刺和虛偽。

袁子文說道：“我爸就說你家現在一定很忙，特意讓我回來幫你們做點事情的。”

大嬸說：“哎呦，是這樣啊，那可好了！”大嬸將大叔在哪告訴袁子文了，讓袁子文拿了一個熱水瓶帶過去，袁子文提了熱水瓶沒說什么就走了。

大叔在谷場打谷，谷場很熱，袁子文遠遠的看見他和二哥坐在草垛的陰涼處，谷場里是汽車的嘟嘟聲，汽車來回打轉，大叔什么也沒說，見了袁子文只是問他是什么時候回來的，別的也沒多問，大叔一向話比較少，袁子文只是偶爾和二哥說幾句話。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開始將車子碾軋過的扁扁的稻草翻成蓬松狀，然后車子繼續碾軋，如此重復。其實這些事情完全用收割機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但是收割機浪費比較大，工作可能比這更麻煩，村人還是愿意用老辦法解決，只是人苦一點而已，大叔是這么跟袁子文說的，而且家里的牛也要吃草，收割機收割后的稻草，牛是不吃的。幾個人一直忙到晚上八點才算結束。自己自從上了高中之后，很少做過什么算是比較重的農活了，今天干這么久，覺得確實很累，而且全身骨頭像生物實驗室里石膏模型，碰一下就能碎的體無完膚。

大嬸笑話袁子文，大學生都受不了這樣的苦和累，袁子文雖然想反駁，但明顯底氣不足，所以微笑著說沒什么，不過大叔聽了大嬸的話之后，放大了聲音說道：“年輕人這點活算什么，要是這點罪都受不了，長大還有什么用。放在三十年前，大集體的時候，那樣沒日沒夜的干，那干脆就不用活了！”歷史又開始追溯回幾十年前了，這是大叔大嬸他們，也是他們那一輩人，當然自己父母在內經常要提起的事情，袁子文突然想，如果年輕的時候不干點什么常人不能干或干不出來的事，老了都能被人看不起，也沒什么可炫耀的。老一輩人教育下一代總是喜歡追溯歷史，或許只有他們才真正明白以史為鑒的意義，而我們只不過只會背誦所謂的“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對于老一輩人的這些教誨我們往往是不屑一顧的，我們甚至還要反抗，可是，越到后來，我們又會經常感嘆當初要是聽從他們的話該是多么正確，如若不然，現在的自己也不會是這個樣子。我們從內心里會冒出許多假設，但最終都要回到現實，如果說現實確有殘忍之處，相信，不是因為它折磨著我們的軀體，打擊著我們的夢想，而是因為它會讓人會后悔，而這個世界，永遠也不會出現后悔藥，即便有，也無濟于事，因為時間不允許，周圍的一切事物都不會允許，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肯服下這樣的藥物。而時間，是天底下最公正的東西，盡管有時很殘酷。

大叔在院子里坐著，一邊抽煙一邊追溯他的過去，袁子文在一旁假裝著聽，二哥也在一旁聽著，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二哥看起來很淡然，因為從來沒有上過學，又長年在家干農活，二哥很黑，雖然和黑猩猩相比，還算是白一點，他的臉上不能告訴我更多的信息。二嬸和大嬸在廚房忙自己的，大嬸不時會讓我給她拿一些東西，干點小事，譬如那熱水瓶灌水，其實，袁子文也很累。

半個月來，每天都是這么生活，慢慢的也習慣了，吃飯的時候，大嬸向袁子文提起初次上大學的事情。

大嬸說：“那次你三叔沒送你，回來的時候，你三嬸說你三叔早晨五點就去了車站，根本就沒看見你！”

想到那會兒的事情，袁子文心里是很不高興的，但過去這么久了，早已經不想提了，小聲的答了聲：“不知道。”也不知道算不算回答了，反正很多時候說話都是不用考慮是不是有意義的，只要不是沒有反應就好，剩下的留給別人來說。

二嬸在一旁聽了，說道：“當初你二姐也在家，當初就應該讓你二姐送你的。你爸那個時候也不知道你二姐在家。他打電話回來的時候，家里人擔心死了！”

二哥向來是重復二嬸的話，不過改動幾個字而已，然后吃自己的飯。

袁子文心里當然明白，自己已經長大，不會有誰擔心，只不過如果自己出了事故，他們害怕爸爸會和他們反目成仇而已。袁子文那時候也沒想到二姐可以送自己，爸爸說三叔在城里住，而且是有文化的人，方便一些，袁子文也就沒有細想，便答應了。

大叔喝了一口酒，嘴里發出“嗤嗤”的聲音，可能是白酒的度數太高了，然后放下酒杯，吃了口菜，低著頭說道：“你三嬸回來，說在老汽車站沒看見你，你三叔早晨五點就在那等你，一直等到十一點多！”

大嬸說：“真是的？！你聽她三嬸說，**點光明打電話的時候，是她婆婆接的電話，她婆婆說正明一早就去了菜市場。”

本來袁子文對三叔說過第二天早上在新車站等他的，聽了大叔的話，有些生氣，像他們這樣說，越抹越黑，到最后就不知道誰的話是真的。

袁子文說道：“我前一天就跟三叔說好在新車站見面，老車站早就拆遷了，那還有什么老車站。我怎么可能在老車站等他。”

二嬸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說道：“不管怎么說，孩子那天讓他送去上學，他三叔連個手機也不帶，這就是做錯了！”

二哥高喊了一聲：“他就是不想送！”

二嬸示意了一眼二哥，二哥低頭吃自己的飯，但還是咕嚕咕嚕的說了一句：“說那多有什么用。”

大嬸說：“他三叔每天早晨在縣城做生意，這樣的話好幾天都做不成生意，賺不到錢害怕自己花錢。”大嬸似乎想起三叔家好多年前私吞了袁子文家一千多塊的稅款。

大叔聲音提高了說道：“那才蹊蹺，他一天能賺好多錢！我一輩子也不想那個錢！”

大嬸見大叔提高嗓音，也不示弱的拔高聲音說道：“瞧你說的，人家在縣城里做生意，你以為都像你一樣種著一點地，累死累活，吃力不討好不說，還混不到什么！”

大叔心里自然不舒服，但也沒有再爭執，而是小聲的說了句：“我懶得跟你說，天天見到哪一個人就說別人賺了錢。”

大嬸放下筷子，對著大叔喊道：“你怎么不跟我說？！本來就是這個樣子，難道我還說錯了？真的呢？！”

二嬸見狀，趕緊說：“真是的，這些有什么好說的，吃飯吃飯。”

袁子文和二哥看了一眼，然后會意的一笑，各自吃著飯。大嬸的氣一時還消停不了，一直嘟噥著大叔無用，不比三叔家混得好的話，甚至自家的左鄰右舍也難以幸免遇難。大叔是真的懶得說了，自顧自的喝酒吃飯，大嬸見狀，語氣也漸漸沉下去了許多。

二嬸在一旁問了袁子文爸媽在外過的怎么樣之類的話，袁子文也是模棱兩可，畢竟他一直在學校里，不是特別清楚，突然之間有一種強烈的負罪感。吃過飯后，幾個人在一旁閑聊，看電視，不多久都回家睡覺了，因為都很累。臨走的時候，大嬸不忘說一句明天早起到她家吃飯的話，后來是早起先干活，然后回來吃完飯繼續干活。

十幾天在家，除了給大叔他們干活，剩下的日子就是自己待在家里看書。時間這么長，突然拿出課本覺得很不適應，沒看幾篇紙，就抬頭這里看看那里瞅瞅，或者在門口伸伸懶腰，然后發一會兒呆，或者打幾個呵欠，連眼神該往哪里放都覺得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一會兒又回到書桌前翻書，一目十行，然后換一本，不到一小時看了三本，效率雖高，可惜只是速度，心里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總覺得沒有記住任何東西，有種莫名的恐慌和煩躁，手足無措的感覺。

晚上爸爸打來電話，問及了這幾天的生活，袁子文都如實回復，也不忘說一句一切都好。爸爸說應該抽一點時間去姥姥家看看，想想自己這回放假是真的沒什么閑心了。袁子文答應第二天去姥姥家，順便住幾天，然后去學校。

走的時候，我依然把鑰匙交給了鄰居的二叔家。

說實話，袁子文非常不喜歡去姥姥家，因為麻煩的事情很多，路程雖不是特別遠，但是好長一段路是山路，跟八路軍那時候和小鬼子打游擊戰似的，坑坑洼洼的山路，還要注意是不是路邊會突然出現一條水蛇。水蛇倒不是很可怕，只是一個人走在狹小的山路上，雜草叢生，總是會想著會不會出現其他的更可怕的東西，不禁全身毛骨悚然起來，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腳步。中間一段路程是柏油馬路，走到了街上，心想終于可以打車了，一下子輕松不少，但是天氣似乎不怎么好，陰沉沉的。人心情不好的時候，什么事都會變得不順心，走的時候，從背包里拿下幾件衣服，才知道錢包仍在衣服里了，手機也停機了，當時越想越生氣，怎么辦才好！一咬牙，幾十里的公路，連跑帶走，終于在中午十二點半趕到了姥姥家，自己不僅什么都沒買，臨走的時候還向姥姥拿了五元錢，為的是坐面包車去縣城。

姥姥七十多歲了，一個人在家帶著幾個寸把高的小孩，才幾天，袁子文就有些受不了那些孩子，好歹算是熬到了開學。

昨天晚上，袁子文打電話給了二嬸，第二天早上七點的時候，袁子文打車去縣城，天氣和自己到姥姥家時一個樣子，只不過那天沒有下雨，今天倒是灰蒙蒙的飄著幾滴，像上吊的女人。二嬸在車站把錢包給袁子文送來了，袁子文看了一下時間，此時已經九點了。與二嬸匆匆話別之后，趕緊進站買票，二嬸囑咐讓袁子文不要急，可是，時間不允許自己不急。

坐上車的時候，爸爸打電話說今天是袁子文生日，袁子文苦笑了一陣。掛斷電話后，車已經開出好遠，由于已經在高速公路上，速度也快了許多，周圍的樹木、村落急速的后退著，又似乎在拼命的追趕著，一樣陰暗的天，人也跟著疲憊起來。